記憶與抵抗—六四31問

「謊言的代價是什麼?並不是我們會錯把謊言當成真實,真正危險的是,如果我們聽了太多謊言,就再也認不清事實了。」——HBO迷你影集《核爆家園 Chernobyl》

六四事件發生31年以來,時光洗去許多人的記憶,而專制政權為了維持治理、甚至是稱霸的正當性,一再地試圖灌注大量的資源去淡化當時違反人權與人性的作為。

去年,我們在六四30週年,回顧了慘劇發生的北京天安門廣場;今年,我們希望透過31個簡短的問題和回答,和記得六四的同行者一同回顧這段過往,也陪伴已經遺忘、或是尚未了解的朋友,同行這一趟記憶六四的路程。

一、六四ABC

Q1:六四事件是什麼?為何稱為六四?

A1:六四事件廣義而言,是指從1989年4月15日曾任中共總書記、被視為共產黨內開明派的胡耀邦逝世後,從對胡的悼念活動開始,持續近兩個月,要求民主化的抗爭活動,也稱作「一九八九民主運動」(八九民運)。
狹義而言,六四事件則是指涉在八九民運後期,從1989年6月3日晚間開始,直到6月4日解放軍和武警在天安門廣場的武力清場,以及天安門周遭與北京市內發生的暴力鎮壓事件。

Q2:六四事件是如何開始的?

A2:在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經濟產生很大變化,雖然經濟大幅發展,但也產生了通貨膨脹、貧富差距拉大、物價飆升,官員濫用特權、腐敗等問題也大幅產生,累積了大量民怨。在4月15日胡耀邦逝世之後,引起學生強烈悼念,並製作了許多傳單海報要求政府重視胡耀邦的政治觀點,並把他和檯面上其他政治人物比較。學生開始在天安門廣場的英雄紀念碑旁聚集,原本的悼念活動,逐漸轉向要求政府改善通貨膨脹、失業問題,解決官員貪腐,以及要求新聞自由、民主政治與結社自由等權利。

Q3:六四的訴求是什麼?

A3:整個運動的訴求因應兩個月的局勢變化,有微幅的調整與差異,但大概不出北京大學學生籌委會的七項訴求:
1. 重新評價胡耀邦同志的功過是非、肯定其「民主、自由、寬鬆、和諧」的觀點。
2. 嚴懲毆打學生和群眾的兇手,要求有關責任者向受害者賠禮道歉。
3. 盡快公布新聞法,保障新聞自由,允許民間辦報。
4. 要求國家領導幹部向全國人民公開其本人及家屬的實際財產收入,嚴查官倒,公布詳情。
5. 要求國家有關領導人就教育政策的失誤對全國人民作出正式檢討並追究責任,要求大幅度增加教育經費,提高知識分子待遇。
6. 重新評價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並為在期間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徹底平反。
7. 強烈要求新聞機構給予這次民主愛國運動以公正如實及時的報道。

Q4:整個六四的抗爭當中,是什麼樣的人參與?

A4:雖然一開始的悼念活動,主要發起於北京的大專院校,所以運動構成的主體以大學生為主;然而,後來有非常多的群體都加入了聲援學生、要求民主的行列,包括教師、新聞媒體、各界工人、律師、法官、甚至是一般市民。

Q5:六四的抗爭活動中,他們用什麼樣的手段抗議?

A5:在六四抗爭活動中,參與者主要是以和平請願、靜坐等非暴力的模式進行抗議;在五月抗爭白熱化後,學生也透過集體絕食的方式進行抗議。因此,總體而言,這是一場和平非暴力的抗爭。然而,在抗爭者和警方之間爆發衝突的時候,我們仍然看見少數的流血事件。

Q6:除了天安門之外,還有什麼地方有抗爭活動?

A6:在兩個月的抗爭中,實際到北京投入學運的有上海、南京、西安、蘭州、天津等地的學生;在成都、武漢、廣州也有學生與市民發動遊行活動;而在上海、杭州等地的學生發起絕食活動,廣州、天津、廈門等地學生則發起「空校」活動罷課。

二、六四屠殺

Q7:六四屠殺發生在哪裡?

A7:所謂的六四屠殺,主要集中在解放軍戒嚴部隊於6月3日晚間進入天安門廣場的沿線。解放軍以兩路進入天安門廣場,分別是自西郊進入天安門北側長安大街和從南側進入的兩支部隊。部隊在前進的時候,遇到試圖保護廣場學生的市民抵抗,但因為實力懸殊,民眾節節敗退,在木樨地和民族飯店前都有大量傷亡。
另一方面,在學生已經撤離廣場的6月4日,也在木樨地發生坦克車衝撞學生的事故,當時北京體育學院大四學生方政,因此被坦克碾斷雙腿。

Q8:六四的罹難者,到底有多少人?

A8:關於罹難者的不同數字,少至僅有數十位解放軍身亡(1989年6月7日中共中央與國務院之報告),多至死亡人數超過四千人,眾說紛紜。然而,根據六四鎮壓相關研究之權威,也是六四參與和見證者的研究者吳仁華多年研究後認為,中國紅十字會人員在6月4日當天公布的「死亡約兩千七百人、受傷約三萬人」的數字最為合理。(縱然紅十字會後來否認曾公布此數字)

Q9:六四事件之後,有多少人遭到逮捕?

A9:在六四事件之後,政府對參與運動的學生和市民進行大規模的逮捕行動。根據政府所編《1989北京制止動亂,平息反革命暴亂紀事》一書中提到,北京在「六四」後共抓捕了1103名涉及「暴亂」的嫌疑犯。多位廣場上的學生領袖遭到通緝、逮捕、判刑;也有部分學生領袖受到國際救援,特別是透過來自香港的「黃雀行動」,成功逃出中國、流亡海外。

Q10:「坦克人」是什麼? A10:「坦克人」指的是在六四鎮壓隔日的6月5日,在東長安街上隻身阻擋一整列行進中的坦克的不知名人物。有人認為他的名字是「王維林」(Wang Weilin)然而有關他的身分和下落的所有消息,基本上都無法獲得查證。 「坦克人」目前流傳最常見的影像是由美聯社記者Jeff Widener在北京飯店的陽台所拍攝。也有另外三位攝影師Stewart Franklin、曾顯華、Terril Jones分別在北京飯店陽台和地面上所拍攝。

三、六四後續

Q11:六四事件後,世界各國如何看待中國?

A11:六四血腥鎮壓後,各國紛紛對中國政府鎮壓平民的行為,以及之後對人民大規模逮捕、甚至處決的決定,從政府至民間,都發出強烈譴責;包括美國、加拿大、澳洲、墨西哥、英國、法國、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教廷、荷蘭、比利時、德國(西德)、丹麥、瑞典、挪威、奧地利、瑞士、匈牙利、日本、菲律賓、南非甚至蘇聯等國,都對血腥鎮壓表示震驚與哀痛,或是暫停與中國的交流計畫。後續,世界各大報社論亦同聲強烈譴責中國政府的作為。

Q12:六四事件如何影響中國的政治與經濟發展?

A12:六四事件導致當時正在進行的經濟改革停滯,直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才重新恢復往市場經濟靠攏的改革進程;而政治改革的可能性則是幾乎消失。

Q13:六四對中國的公民社會造成了什麼影響?

A13:六四抗爭短短不到兩個月期間,社會上不論階層,都積極的參與公共事務。然而,在鎮壓之後迎來的是嚴厲的政治審查,不論是報刊雜誌、電影、電視、出版市場上,中國政府嚴厲禁絕任何與官方版本的「六四政治風波」不同的說法,言論自由遭受嚴重打壓。
在後來興起的網際網路上,除了以「網路長城」阻擋境外網站,區分出牆內牆外的世界;也透過審查關鍵字的手段,來禁絕任何跟六四、乃至於自由、民主、人權有關的言論。如果是缺乏「翻牆」技能的中國人民,很容易就會接受官方定調的政治說法。
為了防止再有有組織的抗爭行動出現,中國政府也在原本的威權基礎上,對人民團體進行強力的監控、甚至打壓。從1989年至今,雖然政府對公民社會的控制有鬆有緊,但總體而言,是往越來越嚴苛的方向發展。

Q14:民主或許比個人生死重要,但當年成千上萬人的生死賭上民主,值得嗎?

A14:如果事先我們就知道學生上街,就要面對正規野戰軍的武力屠殺,那我當然不會希望同學們用生命去對抗子彈和坦克。我始終認為個人的生命是最寶貴的東西,比民主還寶貴。但是問題不在這裡,問題在於:中共政府的殘暴超過了正常人的想像,使得我們無從去事先就把「成千上萬人的死」做為評估標準的可能性之一。
(摘自王丹《關於中國的70個問題》第113頁)

Q15:為什麼中國的中產階級沒有成為民主推動者?

A15:按照一般的社會發展理論,中產階級的興起必然將帶動民主化訴求的產生,這不僅是西方對中國前景的普遍預測,也是國內很多不願面對政治變革的人自我的心理安慰。但是這樣的觀點,在中國的特殊環境下,可以說既正確又不正確。
說它不正確,是因為中國所謂中產階級並非完全獨立於政治權力與國家機器。相反地,他們很大程度上其實是國家力量的一部分,至少是外圍部分。他們與政府的關係可說是唇齒相依,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因此,讓這樣的中產階級支援以分割國家權力為重點的社會和政治變革,完全是與虎謀皮。事實上,政治改革威脅到的不僅是當權者的利益,也是這些中產階級的利益。
說它正確,是因為中產階級的崛起會導致民主化的理論,真的要在中國變為現實,前提條件是中國出現真正的中產階級。這樣的中產階級,不再依賴與國家權力的關係致富,面對政府充分獨立。他們背靠的是社會而不是國家,他們的利益與社會結合在一起。這樣的中產階級才有可能提出社會變革的訴求,他們的捐贈才有可能流向民間組織,而不是政府機構或者單純的慈善事業。當獨立的非政府組織,敢於講話的媒體,甚至是政治反對運動開始得到這樣的中產階級的經濟支援的時候,中國的民主化才有可能真正啟動。
(摘自王丹《關於中國的70個問題》第90頁)

Q16:六四如果死了這麼多人,罹難者家屬有出來發聲嗎?

A16:以兩位母親丁子霖、張先玲為首,多位在6月3日晚上到4日清晨的血腥鎮壓中喪命的青年,他們的父母、親人加上部分在六四中大難不死難的受害者,組成了「天安門母親」這個群體。他們開始尋找並記錄六四的死難者名單、編寫死難者名冊、進行連署倡議要求政府公布真相。

他們也受到中國政府強力的打壓,在六四前後,就連要去祭奠親人都非常的困難。大多數成員都已經是年長者。

四、台灣與六四

Q17:31年前,台灣的年輕人是怎麼聲援六四的?

A17:當時的台灣雖然已經解嚴,但社會上還未發生大規模的抗爭活動。因為聲援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符合國民黨政府的推動的民族情感與反共論述,當時政府不僅沒有阻止、甚至是鼓勵年輕人到中正紀念堂牌樓下(今自由廣場)集會聲援對岸學生。
在6月3日當晚,中正紀念堂舉辦了「血脈相連•兩岸對歌」演唱會,與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連線。但在連線活動還沒結束之前,就獲知了戒嚴部隊進入北京準備鎮壓的消息,對台灣年輕人而言,也成為十分令人震撼的經驗。

Q18:現在的台灣年輕人,為什麼要聲援六四?

A18:三十年後的台灣,相較於受國民黨政府的威權教育的上一個世代,解嚴後出生的年輕人,大多數已經建立相較之下更為本土、更認同台灣的國族意識;近年兩岸往來也逐漸頻繁,台灣、中國年輕人的交流越來越密切。在這個情境下,三十年前標舉的國族情懷和「漢賊不兩立」的反共論述,在今日已經無法適用。
然而,在前輩的努力下,接受台灣民主果實的青年世代,更不應該坐視他人受到國家威逼壓迫而不管。人生而皆有的各種權利與自由,不應該因為生在不同的國家而有差別。不僅是對中國,在民主自由中而生的台灣人,對各種邪惡都不應該視而不見。

Q19:台灣的「二二八」和中國的「六四」有什麼連結?

A19:二二八和六四,都是一道歷史的傷口。現在兩岸都有人說,不管是二二八還是六四,畢竟已經是那麼久遠的事情了,應當慢慢地淡忘。但是我認為,不論是在台灣,還是在中國,轉型正義都還遠遠沒有徹底執行。歷史傷口的癒合需要有效的藥物,而真相、道歉、反思和防範,這些轉型正義的內容就是最有效的藥物。
在轉型正義沒有進行的前提之下,要求淡忘是不負責任的。更何況,歷史記憶是民族主體性的根本,而歷史記憶就是歷史記憶,不能因為有些記憶帶來光榮,我們就永遠銘記,有些記憶帶來傷痛,我們就輕言放棄。
(摘自王丹《關於中國的70個問題》第259頁)

Q20:如果我是支持台灣獨立的台灣人,為什麼要聲援六四?

A20:在價值層面,在解嚴和民主化後,台灣人不再需要以中國國族認同,來激起對於六四事件的同情;然而,這些我們視為空氣一樣、理所當然擁有的民主、自由與人權,在現在的中國並不存在。若台灣的支持者以自決權利和反對壓迫等普世價值,向世界推動支持台灣獨立,就更應該秉持相同的標準,去扶持其他人權受到嚴重損害的人類。
在實際利益的層面,中國做為一個集權也極權的政治體制,隨時可以為了國家發展或統治群體的利益,犧牲一般民眾去做出極端的發展與侵略行為。和這樣的國家相鄰,無論台灣未來如何發展,都會是嚴重的挑戰和變數。為了台灣長遠而言的國家安全,台灣人去支持中國民主和人權的發展,不僅是符合良知,也是明智的決定。

五、香港與六四

Q21:香港跟六四的關係是什麼?

A21:香港在1997年之前,因為與中國往來相對容易,做為英國的殖民地,在經濟和社會氛圍上都相對自由得多,成為許多中國移民試圖改善生活、甚至是逃難的去處。因此,在較年長的世代中,不乏擁有中國人認同、卻因為受過共產黨的迫害而厭惡共產政權的香港人。
在六四事件發生後,香港社會從一般民眾到公眾人物,大多數對死難學生十分同情,也很支持中國民主化的想法,因此每年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辦的六四紀念晚會也成為香港的傳統之一。

Q22:在現在香港局勢之下,他們為什麼要紀念六四?

A22:香港在2013年佔領中環運動後,本土派和香港獨立的思想迸發,並獲得年輕世代的支持,原本在香港支持中國民主自由的泛民主派,看似變得較不受歡迎。
然而,在過去一年來,香港的集會、結社、言論自由大幅度緊縮,在極度依賴北京政府的香港特區政府強力壓制的手段之下,不論派別,只要不親中、不受中國的權力與資本收買,就會受到各種行政、立法與司法手段打壓。
今年,已經歷經了30年的維園六四燭光晚會,第一次不被准許舉辦。禁止舉辦六四晚會,不僅代表對中國政府的任何異音不再被允許,更代表了香港人的自由已經被吞噬殆盡。用各種手段在香港、或在其他地方紀念六四、舉辦晚會,不僅是記憶六四,更是要抵抗中國已然深入香港的極權黑手。

六、假消息與六四

Q23:許多人認為:「雖然六四鎮壓很殘忍,但站在當權者的角度以及審視當時的局勢,鎮壓是必須的,不鎮壓政權就傾覆了。」這樣的說法合理嗎?

A23:若是一個政府為了存續,只有刻意傷害自己的人民這一項方法,這個政權的治理正當性就有非常嚴重的問題。就如同盧梭在《社會契約論或政治權利原理》中提到的,政府的權力來自於被統治者的認可,倘若統治者走向人民意志的反面,社會契約就遭到破壞,人民便有權利決定和變更統治者的權利。
因此,若是中共政權會因為人民的反抗而被顛覆,因而需要強力血腥的鎮壓手段,這樣的政權本身並不存在正當性。

Q24:很多人會說,很多民主國家也都有人權問題,美國也有很多人權侵害狀況,對中國的人權問題沒有資格過問,是真的嗎?

A24:當然不是。一個國家人權的高低,並不是去和其他國家討價還價的籌碼,就算是有許多人權問題國家的國民,他們仍然有去為其他地方的人民爭取權利的自由。
中國政府一直以來,都以這樣的說法,試圖轉移輿論的焦點,和國內外課責的聲浪。舉例而言,美國自1976年開始,就對全世界所有國家的人權狀況發行國別人權報告;然而,中國為了反擊來自美國的人權相關批評,便由國務院自1998年開始發行《美國人權報告》。有趣的是,所有批評美國人權的內容,全部來自美國本土的媒體報導;但是中國在嚴苛的言論審查之下,反而以公權力禁絕所有批評。

Q25:在六月四日身處天安門廣場的台灣歌手侯德健認為,在當天清晨撤離廣場時,廣場上並沒有任何屠殺,難道天安門屠殺是假的嗎?

A25:天安門廣場中有沒有鎮壓,的確是過去以來對於六四血腥鎮壓的辯論之一,歷來也有許多目擊者,包含侯德健、劉曉波等抗爭參與者、或是媒體,甚至在外交官情資中也都有正反不同說法出現。
然而,不論當時廣場上有沒有人喪生,從各種資料中也能夠清楚明確地看見,在解放軍戒嚴部隊進入北京的時候,對平民進行完全不符比例原則的武力鎮壓,造成大量原本不必要的傷亡,這是中國政府無法迴避的事實。

Q26:為什麼要要求中國政府面對六四?中國也發生過南京大屠殺,為什麼不先檢討日本,要求日本為了南京大屠殺道歉?

A26:生命與基本人權的折損,是不能交換與抵銷的。就算日本軍隊在南京大屠殺、乃至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傷害了無數人民,也不會讓六四血腥鎮壓對中國人民的傷害抵銷或減少,要求檢討、調查、平反六四,以及追究中國對人權的壓迫,是應該持續進行的任務。

Q27:「坦克人」王維林擋下坦克車,不是等於中國軍隊非常克制嗎?他們怎麼可能會殺人?

A27:「坦克人」的舉動,發生在解放軍已經全面控制北京市的6月5日;在當時,軍隊面臨死傷者眾、並且對軍隊攻擊平民感到震驚且十分恐懼的的北京市民,已經不需要繼續強力鎮壓。
在看到整排坦克在「坦克人」面前停下的同時,更不可忽視在前一天(6月4日)清晨、鎮壓結束之後,在木樨地仍然發生了坦克車輾壓學生的悲劇,當時就讀於北京體育學院的大四學生方政,正是被坦克履帶捲入而遭輾斷雙腿,幸運存活。

Q28:中國並沒有封鎖六四的資訊,去百度查六四也可以查得到,這樣哪是封鎖資訊呢?

A28:中國的言論審查機制有非常多種。在搜尋引擎中,可以過濾出符合官方論述的內容,以強制定於一尊的說法讓沒有其他管道獲取資訊的人民相信。就算搜尋得到相關事件,卻只有有利於政府的單一說法,仍然是資訊封鎖。
另外,在中國國內的社群媒體上,因為較難控制言論的方向,所以政府會選擇封鎖所有的關鍵字,以避免討論往政府不希望的方向發展。

七、當代的中國公民社會

Q29:中國人完全不知道六四嗎?

A29:台灣人因為生活在自由的社會,對於極權國家的公權力可以擴及之處,往往難以準確評估。一般而言,中國不少人民是知道六四的,一部分是了解了六四的官方說法,認為是暴民動亂的不得不為,以及共產黨內菁英政治中派系鬥爭的結果;另一部分,也有不少人因為翻牆、出國唸書、旅行、交流,而得知中國政府希望隱蔽的六四紀錄與故事。
不過,就算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六四事件,中國國內的言論審查、和政治迫害,也有效的使人噤聲,大多數的觀念和想法無法有效地在人民之間傳達。

Q30:外部力量應當如何幫助中國公民社會的成長?

A30:
一、支援與幫助中國的反對運動:今天的中國,不僅有大批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繼續推動民主,國內也有越來越多的人投入反對運動。反對運動本身就是公民社會的一部分,外界應當大力支持。
二、支援與幫助中國國內的NGO組織:NGO組織是公民社會的重要基礎之一,考慮到中國的龐大,人民的自我管理就顯得更為重要,因此訓練人民通過NGO這樣的組織形式自我管理,是培育公民社會的重要工作。尤其是在教育、醫療衛生、弱勢群體、環境保護等方面,NGO的社會基礎已經具備,需要外界的幫助。
三、支援與幫助公共知識分子:今天的中國,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開始投入政治生活,他們不僅扮演思想啟蒙的角色,而且也身體力行,介入到司法糾紛、基層選舉這樣的實際運作中。他們是公民社會的先鋒力量,如果能得到大力支持,可以加快推動公民社會的建設。
(摘自王丹《關於中國的70個問題》第224頁)

Q31:我想要更了解六四事件的話,有什麼書籍可以參考嗎?

A31:六四至今31年,期間出版的相關書籍眾多,此處只列舉近幾年、尤其是六四30週年所出版的作品,提供有興趣的朋友參考:
吳仁華,2014,《六四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允晨文化。
吳仁華,2016,《六四屠殺內幕解密: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允晨文化。
吳仁華,2019,《六四事件全程實錄》,允晨文化。
林慕蓮,2019,《重返天安門:在失憶的人民共和國,追尋六四的歷史真相》,八旗文化。
端傳媒,2019,《六四三十年:走進記憶隧道,抵達三十年後的六四現場》,段傳媒。
謝三泰,2019,《吼叫一九八九》,允晨文化。
王超華,2019,《從來就沒有救世主:六四30週年祭》,渠成文化。